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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江郑义门家规家训传统调研报告
《郑氏规范》孕育的“三治融合”的形、体、神及现代实践价值

  报告作者: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  suncity太阳城娱乐网站报社  浦江县委政法委员会  联合调研组 

  一、《郑氏规范》体现“三治融合”内容—“三治融合”之形

  《郑氏规范》内容广博,涉及家政管理、子孙教育、冠婚丧祭、生活学习、为人处世等古代大家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堪称世上最齐全的家庭管理规范。以现代社会治理要求的视角返观,作为儒学治家的典范的《郑氏规范》,其内容充分体现了“三治融合”的思想。

  (一)体现自治思想的内容

  共计98条。主要包括以下八方面:

  1.祠堂制度。如祠堂的性质和任务(第1条),严肃对待时祭与忌辰(第2条),祠堂的保管(第3条),祭祀以诚(第4条),保持祭田(第5条)。第7条讲宗子制,规定:“宗子上壹祖考,下壹宗族,家长当极力教养,若其不孝,当遵横渠张子之说,择次贤者易之。”第8至9条讲坟墓,规定岁节及寒食、十月朔为展省之期,保护好近茔竹木、庵宇等坟产(第8条),为年远坟茔益土作石刻标志(第9条)。第10条讲祠堂睦族活动,规定始迁祖诞辰日作明谱会。

  2.家长制度。规定家长为家族最高行政长官,须谨守礼法(第13条)。族众有向家长进谏和以次者佐之之类(第14条)。家长应以诚待下,重身教,临事毋昧,更须以量容人(第15条)。家长负责封藏产业文券(第16条)。预筹备荒事宜(第19条)。惩责犯有不良行为者(第20条)。检查内外屋宇大小修造工役(第21条)。

  3.子孙分管族务的组织化管理制度。规定每岁掌事子弟的交代事宜(第22条)。设典事二人,协助家长处理族务(第23条),每晚商议并制定每半月公布族务日程(第24条)。设一人监视诸事(第25条),并定有监视理事的仪式(第26条)。监试职在监视、纠正一家之是非,对上要力谏,对下要严责(第27条)。监视掌劝惩簿(第28条),置劝惩牌(第29条),设主记一人,掌族中财务(第30条)。选老成有知虑者,通掌门户之事(第31条),子孙当选掌门户者轮去州里“练达世故”(第32条),增拓产业必须与掌门户者商议(第33条)。凡置产即时书于受产簿,不可侵人利已(第34条)。每年中命工人掌管新事,所掌收放钱数之额,命二人掌管旧事,所掌冠婚丧祭及饮食之类(第36条);新旧管轮当(第37条),皆置簿管理,掌每日支出(第38条)。新管置总租簿,记一年置田和租谷事宜(第39条)。新管将佃户所交折租记簿(第42条)。新管将荒芜及坍江土地及时书簿(第43条)。族田之租不可增租,也不能逋租(第44条)。旧管安排邻族分岁之饮(除夕之宴,第46条),监督新管簿书账目(第48条)。监视同新旧管才干优长可留任(第49条)。设羞服长一人,掌男女衣资(第50条),并定有男子给衣之制(第51条)和女子给衣之制(第52条),给诸女子鞋料、油泽、脂粉、针花等(第53条),负责各房染段事宜(第54条),羞服长责任重大(第55条)。设掌膳二人,以供家众膳食之事(第56条)。择二人掌钱货(第57条)。委人启肆(第60条)。设知宾二人负责接待宾客(第62条),要汇报家长,待人以诚(第63条)。会聚之事(第64条)。

  4.人生仪礼。婚姻之仪遵《文公家礼》(第72条),设嘉礼庄提供婚嫁费(第74条),娶妇不得铺张,行回门礼(第75条)。子孙当娶时受深衣(第77条),女子议亲须谋于众(第79条),女适人首生外孙给满月之礼(第80条),甥婿初见只有公堂给礼物(第81条),姻家初见之礼(第82条)。丧礼遵文公《家礼》(第83条),丧事不得用乐及饮酒食肉(第85条)。

  5.兴义举。兴办义学(第90条),义冢葬族人及义冢葬乡人委子孙者(第91、92条),宗人无子择亲近者继嗣(第93条),建义祠奉族人无后者(第95条),立春行会族礼(第96条)。出借缺食里党谷,给产子之家助粥谷(第97条),向邻族施药(第98条),修桥补路(第99条),令监试置推仁簿登载拯救宗族里党事宜(第101条)。

  6.男子做事行为规范。子孙黎明闻钟即起(第109条)。第115至119条为族内教育规定,有广储书籍、迎礼法之士、学前教育、学龄、出就外傅、为学宗旨等内容。第121为子孙衣饰的规定。第125至126条为子孙宜禁之事。

  7.宗族事务,第137、138、139、140、141、143、144条,计7条。内容是:父母、舅姑生日之礼、寿辰不宴无送礼,家中燕享男女有别,公堂为各房总买用度杂物,轮流看守居室,设一人防火,旱时防灌等。

  8.对女子的要求。对诸妇总的要求安详恭敬(第145条),初来一月外许用便服(第148条),服饰要雅洁,50岁以内不许饮酒(第149条),家长量给器物(第150条),诸妇主馈(第151条),诸妇之作,聚处为一(第152条),主母必须是正室(第153条),诸妇分房蓄蚕(第154条),治丝绵(第155条),治布(第156条),育子亲乳(第157条)。

  (二)体现德治思想的内容

  共计60条。主要包括以下五方面:

  1.日常家庭道德教育。《郑氏规范》规定每天早晨,击钟为号,家人集中于“有序堂”,让未冠男孩、女孩分别朗诵劝善戒恶及和睦家庭、慈爱子孙等家庭道德的《男训》《女训》(第6、11条)。如《女训》云:“家之和不和,皆系妇人之贤否。何谓贤?事舅姑以孝顺,奉丈夫以恭敬,待娣拟以温和,接子孙以慈爱,如此之类是已。何谓不贤?淫押妒忌,恃强凌弱,摇鼓是非,纵意拘私,如此之类是已。天道甚近,福普祸淫,为妇人者,不可不畏。”此外,还规定每逢初一、十五,参谒祠堂以后,家长也要率领家人朗诵夫和妇顺、兄友弟恭之类的训词(第12条)。为了保证家庭成员饲的和睦相处,《郑氏规范》不少地方都规定了子弟与尊长间的道德准则,其中自然有“卑幼不得抵抗尊长”的不合理要求,但也告诫为长者“亦不可挟以自尊,攘拳奋袂,忿言秽语,使人无所容身。甚非教养之道”。若子弟有过错,应反复教育,不得已再加体罚(第102至108条)。

  2.为官教育。郑氏家族是一个大家族,在外做官的人不少,家规立专门条目约束为官子弟的行为,要他们“既仕,须奉公勤政”,任满不可留恋,“亦不宜持贵自尊”。叮嘱他们报效国家,体恤百姓,“蚤夜切切,以报国为务,抚恤下民,实如慈母之保赤子”(第86、87条)。

  3.婚姻生育观念的教育。《郑氏规范》对子女择偶标准的规定是比较开明的,指出“婚嫁必须择温良有家法者,不可慕富贵,以亏择配之义”(第73条)。还规定不许置妾:“子孙有妻子者,不得更置侧室”,若年过四十无子,才可纳妾(第78条)。《规范》对世人溺死女婴的行为给予批评,并规定“违者议罚”。

  4.人道主义及和待乡曲的教育。救难怜贫、讲究人道在传统家训中常有体现,《郑氏规范》在这方面尤为突出。如第89、94、100条等规定,对同宗族的人要多加体恤帮助:缺粮者每月给谷六斗;不能婚嫁者助之;宗族子弟上学,免其学费;“无地者听埋义家之中”;“无衣裘者量力助之”。不仅宗人,即使乡亲里党,也要予以资助。借给粮食不收利息:“其舞寡孤独无以自存者,时周给之”;“收贮药材”,以治邻族疾病。更为可贵的是家规明确要求,子孙当尽力修桥补路,“以利行客”;自六月初到八月初,在交通要道设一两处茶水供应站,招待过往行人。《郑氏规范》还要求生育孩子的妇女,“如无大故,必亲乳之,不可置乳母以饥人之子”(第158条)。《郑氏规范》要求家人对佃户和仆人要多加关照,要体谅佃户辛苦,不得增加田租数蛋;仆人有病,“当痛念之,延良医以救疗之”(第45条)。《郑氏规范》还叮嘱家人要谦恭谨慎,宽厚待人,特别是对乡亲邻里,更要“宁我容人,毋使人容我”(第123条)。

  5.对子孙品德的培养。除了上述一般性的道德教育之外,尤其注重对子孙修身做人、处世之道的教育。《郑氏规范》约有四分之一的条目都是这方面的内容。它将品德修养放在首位,强调时时“以仁义二字铭心镂骨”。要求子孙言谈举止合乎礼仪,“子孙不得谑浪败度,免巾徒跣。凡诸举动,不宜掉臂跳足,以蹈轻儇”(第111条);“不得从事交结”;不得从事吏青、僧道、屠夫等职业,以免“坏乱心术”(第114条)。家规要求子孙“处事接物,当务诚朴”(第127条),不得“引进倡优、讴词献技,娱宾押客”(第129条);“不得畜养飞鹰猎犬,专事佚游”(第133条)。

  (三)体现法治思想的内容

  《郑氏规范》在家庭的管理上,坚持“立家之道,不可过刚,不可过柔,须适厥中”,在强调家庭教化同时,还规定了严格的管理、监督制度和惩罚性措施,合计三方面十条。

  1.管理制度。为了实行宗法统治,设立一整套管理机构,大略如下:(1)根据宗法制度需要,世代以宗子(嫡子)一人,上奉祖考,下壹宗族,主持祠堂各项祭祀。宗子以血缘关系中的特殊地位代表整个家族。是整个家族的象征。(2)根据家族管理的实际需要,设家长一人,由辈高、年长、望重者担任,总理家政。家长必须以至公为本,以至诚待下,凡事不得彻偏,一含不可妄发,一行不可妄为。而应以身作则;如有过失,家众可以婉言进谏。家长下设典事二人,协助家长行事。典事必选刚正公明、才堪治家、能为众人之表率者为之。而各项具体事务,则令若干子弟分掌。(3)在财物管理方面,设主记一人,总管货财谷物出纳之数。又选老成有知虑者以通掌门户之事,专管输纳赋租、防范山林坡地、增拓田业、会计财息等务,凡事皆须察明家长而行。每年之中,有二人掌管新事,负责收放钱粟之类;二人掌管旧事,负责合族冠婚丧祭之类。又设掌膳二人,专管家众膳赏之事,以供食堂所据;设羞服长一人,专管男女衣着之事,按时分发到每位家众。择廉谨子弟二人,保管钱货;择廉干子弟二人,掌管营运之事。岁终会算通计其数呈报家长;监视对以上诸项严加关防,察其私滥。(4)根据往来应酬的需要,设知宾二人,专管接待宾客,奉陪谈论,提督茶汤,点视宾馆床帐被褥。凡有亲宾往来(包括每个家众的私人亲朋),皆由知宾统一接待,务合其宜。虽系私人至亲亦皆宿于宾馆,不得私自留宿。

  2.监督制度。规定对所有管理人员实行监督制度。宗子、家长、监视以至大小各执事,都是家族的权贵,掌握着各种实权,对家族实行宗法统治。其中宗子为家族总代表,其位最尊;家长总理家政,其权最重;监视对整个管理机构实行监督,但其本身又受全体家众的监督,他既由家众公举产生,家众也有权罢免其职务。家长有过失,“举家随而谏之”,“若其不能任事,次者佐之”。其他管理人员不称职的撤换,好的则可连任。如第49则规定:“所用监视及新旧管,其有才干优长不可代者,听众人举留。”这样,家众、家长、监视三者之间互相制约,其结构可谓缜密之至。这种用人及管理监督制度,既是理财治家的保证,也是对家长和所有管理者的考核和约束。

  3.惩罚性措施。《郑氏规范》对违反家规的行为均有惩罚性措施,不仅对普通的家庭成员,对管理者同样如此。比如为了督促新管增强责任心,对所管的谷麦及时收晒,防止霉烂,规定如出现不负责任的情况,则“罚本年衣资绵线不给”(第41条)。对遵守还是违反家规者的奖惩,不光是经济上的,还有精神和肉体上的。《郑氏规范》第17条规定:子孙有私置田业、私积钱财严重者,“家长率众告于祠堂,击鼓声罪而榜于壁”,没收私产。而对于“立心无私,积劳于家者,优礼遇之,更于《劝惩簿》上明记其绩,以示于后”。还规定造“劝”“惩”二牌,由监视负责,将何人有功、何人有过写在上面,挂在家人聚会的地方,三日方收,以示赏罚。至于肉体处罚,多是对严重违反家规的行为者,予以鞭打。

  二、《郑氏规范》载明“三治融合”路径—“三治融合”之体

  通过前述条分缕析,《郑氏规范》中体现自治、德治、法治的条款已然清晰,三者既彼此独立、自成一体,又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其中,链接这三项主要内容的则是两条鲜明的传统治理路径——即家(族)同构的治理结构和礼法之治的治理模式。

  (一)治理结构——家(族)国同构

  传统中国“家国一体”治理结构中,只有“国”与“家”两个主体,现代意义的国家、社会和个人都是不存在的,亦不存在公域和私域的划分。“家”与“国”之间的关系,并非相互独立和并立的,而是“家国二元一体”的。在治理结构和观念形态上,国与家遵循同样的模式和准则,治家原则等同于治国准绳,政治理念近似于家族/家庭伦理。从《郑氏规范》“忠孝”、“既仕,须奉公勤政,毋踏贪黩,以忝家法”、“既仕,仍用一遵家范,违者以不孝论”等表述中可以看出,国与家总是相提并论,国与家也总是相互支撑和相互印证的。传统政治格局中,一方面,君王即父亲,臣民即子孙,国之政治带有鲜明的家族色彩;另一方面,家族治理同样被赋予强烈的政治法律任务,“皇权不下乡”、“皇权止于县政”,乡族自治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典型特征。治理结构方面,《郑氏规范》主要通过以下三方面来强化家(族)国同构的治理结构。

  1.加强宗族建设。《郑氏规范》的制定者宋濂,倡导宗族睦族,其宗族思想特别表现在推崇义门方面。所谓义门,是指同居共爨的大家庭。这种大家庭,有的世代较少,有的则世代较多,甚至累世同居超出五代,实际上成为宗族。义门类型的宗族组织以家庭的形式出现,家长即族长,同居共爨,不同于一般普遍存在的集合众家庭、聚族分居异爨类型的宗族组织。具体而言,同居共爨,是说大家庭成员的经济属集体所有,而且同居家庭的维持一般要有一定数量的土地为其经济基础,如元代浦江郑氏有“腴田二千亩”。当然,为了维护共财制度,义门还要求家众无私蓄。如《元史》载,浦江郑文嗣“其家十世同居,凡二百四十余年,一钱尺帛无敢私”。基于财产共有,分配制度实行平均主义。共财与同居,二者相辅相成,是义门存在的两个必要条件。郑氏义居始于南宋,元至大四年(1310年)首次被官府旌表为“孝义门”,元至元年间是郑氏义门宗族制度化的重要时期,元至元三年(1337年)郑钦首建宗祠。宋濂的宗族思想以西周宗法社会的“先王之制”为宗旨,把化同姓之亲即治理宗族作为美天下之俗——治国的途径,而化同姓之亲的具体办法主要是教化宗族,使族人的行为纳入儒家以孝为中心的伦理规范,其主张实际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政治理论在宗族中的运用,归根结底是要以孝治天下。在宋濂看来,义门是化同姓之亲的楷模。宋濂非常重视宗族制度的建设,他参与宗族规范的制定就是证明。《郑氏规范》开篇便是关于祠堂祭祖方面的详细规定, 此外,对修族谱、建宗祠也有详细规程。

  2.强化家长权威。根据宗法制度的需要,世代以宗子(嫡子)一人,上奉祖考,下壹宗族,主持祠堂各项祭祀。宗子以血缘关系中的特殊地位代表整个家族,成为整个家族的象征。根据家族管理的实际需要,设家长一人,由辈高、年长、望重者担任,以总理家政。此外,作为家长,为了有效主持家政,既应奉公守正,以身作则,又必须树立起自己的绝对权威。例如郑绮的六世孙郑大和主持家政,尤为严厉。郑大和笃信儒家道德,不信佛道,专以礼法立身治家。每逢冠、婚、丧、祭等事,必要查考朱子《家礼》而行。全族子侄受他影响,即使已出仕的,也不敢丝毫违背家法,故家庭中康如公府。每逢新年节日,郑大和一人端坐堂上,全族子侄都整伤衣冠排立于左序之下,依次进渴,拜跪奉筋上寿,然后一齐肃容拱手,自右趋出,步履相衔,莫敢参差,当时士林对此大加赞赏,誉之为“有三代之遗风”。部使者余网特书“东浙第一家”匾额相赠,以示表彰。

  3.完备制度规范。《郑氏规范》作为一套完善、严密的治家制度,成为了我国封建社会律法最为完善的明朝典章的“蓝本”。首先,将日常教育管理制度化。不仅每逢初一、十五聚会时,朗诵道德歌诀、家规祖训,而且每天在“有序堂”要求未成年子弟朗诵男女训戒之词。平时在家庭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相应制度规定,连一日三餐都是集中会餐,男子在“同心堂”,女子在“安贞堂”,如果违反,则给予一定制裁。这种制度,郑氏家族成员自幼熟知,而嫁到郑家的媳妇,《郑氏规范》要求在半年内“通晓家规大意”,如做不到,就“罚其夫”。郑氏家族在家庭管理上坚持“立家之道,不可过刚,不可过柔,须适厥中”,即恩威并施,奖惩结合。其次,不仅强调日常家庭伦理道德的教育,而且形成了一套完备的惩罚制度。其中,对违反家规的行为都有惩罚性措施,不仅对普通家庭成员,而且对管理者同样如此。比如为了督促新管增强责任心,对所管谷麦及时收晒,防止霉烂,规定如出现不负责任的情况,则“罚本年衣资绵线不给”。第三,严格选拔管理者,实行民主监督制度。郑氏家规对家庭管理组织的成员从德才方面实行了较为严格的选拔措施,如羞服长要选“廉谨有为者”,掌管钱财的要“择廉谨子弟,”等等。同时也规定对所有管理人员实行监督制度。如家长有过失,“举家随而谏之”,“若其不能任事,次者佐之”。

  (二)治理模式——礼法之治

  传统中国治理模式迥异于现代西方的法治民主等,而是以礼治为基础,以儒家思想为主要意识形态,建立了一套独特的治理模式。

  1947年,费孝通出版《乡土中国》一书,书中所提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尝试回答了他自己提出的:“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的社会。”该书收录短文14篇,其中第八篇《礼治秩序》从总体上论证了乡村社会以“礼”为中心的秩序概念形态,指出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第九篇《无讼》承袭前者,进一步分析传统乡村“礼治”社会“讼师”社会地位差异背后的秩序观念,提出维持乡土“礼治”社会的手段是“教化”,而不是“折狱”。乡村礼治社会,“生活各方面,人和人的关系,都有着一定的规则。行为者对于这些规则从小就熟悉,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诉讼成为多余。传统乡村,乡民聚族而居,一姓往往构成一村,以族权为核心的家族系统是乡村社会管理的基础,家法族规是各个家族祖上流传而为后代修订的主要用以调整本家族内部关系的行为规范,是各家族教化其成员的主要依据。通过家法族规,礼治的知识得以在族人中广泛传播与分享,教化出谙熟“礼治”规则的家族成员,懂“礼”的各家族成员构成乡村礼治社会主体。

  “礼治”在《郑氏规范》中通过师俭、有序等两方面得以体现:“师俭则无欲,无欲则廉”,以俭来解决人与欲的关系;“有序则不乱,不乱则安”,以序来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1.师俭——内在教化。《郑氏规范》有大量的规范,籍以教化家族成员对传统规则服膺,其方式有日常生活教化、仪式教化、劝惩教化等。

  首先是常规教化。

  一是对全体家庭成员教化。《郑氏规范》规定,每天早上都要进行男女训诫教化,教育男人如何居家处事,教育女人如何和顺家庭。《男训》云:“人家盛衰,皆系乎积善与积恶而已。何谓积善?居家则孝悌,处事则仁恕,凡所以济人者皆是也。何谓积恶?恃己之势以自强,克人之财以自富,凡所以欺心者皆是也。是故能爱子孙者遗之善,不爱子孙者遗之恶。《传》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天理昭然,各宜深省。”《女训》云:“家之和与不和,皆系妇人之贤否。何谓贤?事舅姑以孝顺,奉丈夫以恭敬,待梯拟以温和,接子孙以慈爱,如此之类是也。何谓不贤?淫狎妒忌,恃强凌弱,摇鼓是非,纵意徇私,如此之类是也。天道甚近,福善祸淫,为妇人者不可不畏。”每月初一、十五,家长率众参谒祠堂后,教化男女“凡为子者必孝其亲,为妻者必敬其夫,为兄者必爱其弟,为弟者必恭其兄”,并要求家族成员“毋徇私以妨大义,毋怠惰以荒厥事,毋纵奢侈以干天刑,毋用妇言以间和气,毋为横非以扰门庭,毋耽曲蘖以乱厥性”。如果家族成员违反上述一条,既损害自己的道德名望,又会毁灭子孙后代,“既殒尔德,复隳尔胤”?

  二是对某类家族成员教化。《郑氏规范》规定:“朔望后一日,令诸孙聚揖之时,直说古《列女传》,使诸妇听之”,这是对“诸妇”忠烈的教化,还有对小孩读书须以孝悌忠顺教化为主。“子孙自八岁入小学,十二岁出就外傅,十六岁入大学,聘致明师训饬。必以孝悌忠信为主,期抵于道”“子孙为学,须以孝义切切为务。若一向偏滞词章,深所不取。此实守家第一事,不可不慎”。

  其次是仪式教化。礼仪既可表现为人的仁义忠孝,又是教化人的一种方式。《礼记·礼器》云:“祀帝于郊,敬之至也;宗庙之祭,仁之至也;丧礼,忠之至也;备服器,仁之至也;宾客之用币,义之至也。是故欲观仁义之道,礼其本也。”《郑氏规范》非常重视祭祀、冠、婚、丧各种礼仪的教化,要求“小儿五岁者,每朔望参祠讲书,及忌日奉祭,可令学礼;人小学者当预四时祭祀;每日早膳后,亦随众到书斋祗揖”,从小接受祭祀礼仪的教化。同时,男子16岁以上行冠礼,须熟悉四书五经、家范等内容,以冠礼进行儒家礼治教化。“子弟年十六以上,许行冠礼,须能暗记四书五经正文,讲说大义方可行之。否则,直至二十一岁。弟若先能,则先冠,以愧之。子弟已冠而习学者,每月十日一轮,挑背已记之书,及谱图、家范之类。初次不通,去币一日;再次不通,则倍之;三次不通,则分纷如未冠时,通则复之。”女子年满15岁,母亲要为其延请贵宾行成人之礼,指明她的优缺点,勉励她按照将来做好媳妇的标准要求自己,并且可以议论婚嫁之事。“女子年及笄,母为选宾行礼,制辞字之。”对于新娶媳妇,三日行受家规之礼,限半年通晓家规大意。“娶妇三日,妇则见于祠堂,男则拜于中堂,行受家规之礼。先拜四拜,家长以家规授之,嘱其谨守勿失。”丧事是孝道教化重要礼仪,规定“子孙临丧,当务尽礼,不得惑于阴阳非礼拘忌,以乖大义”。按照儒家丧礼要求“丧事不得用乐,服未阕者不得饮酒食肉,违者不孝”。

  最后是劝惩教化。正如费孝通在《无讼》中所说,“理想的礼治秩序并不常有的”。《郑氏规范》的严格要求并不一定人人都能遵守,劝惩教化必不可少。“郑氏家中凜如公府,子弟稍有过失,就会受到鞭责,使得全家‘内外雍肃,似不闻人声’。”其方式主要有劝谏:“监视纠正一家之是非,在上者,必当犯颜直谏,谏若不从,悦则复谏。”会众罚拜:“子孙赌博无赖及一应违于礼法之事,家长度其不可容,会众罚拜以愧之。但长一年者,受三十拜。”责、挞:“在下者则教以人伦大义,不从则责,又不从则挞。”(违于礼法之事罚拜以愧之)又不悛,则会众痛箠之。书《劝惩薄》与劝惩牌:“立《劝惩簿》,令监视掌之,月书功过,以为善善恶恶之戒。有沮之者,以不孝论。”“造二牌,一刻‘劝’字,一刻‘惩’字,下空一截,用纸写贴。何人有功,何人有过,既上《劝惩簿》,更上牌中,挂会揖处,三日方收,以示赏罚。”“其有立心无私、积劳于家者,优礼遇之,更于《劝惩簿》上明记其绩,以示于后。”放绝削名(违于礼法之事罚拜以愧之、会众痛箠之):“又不悛,则陈于官而放绝之。仍告于祠堂,于宗图上削其名,三年能改者复之。”

  2.有序——外部规则。《郑氏规范》对家族成员在尊长、卑幼、职官等三方面为人处事上规定了详细要求。窥豹一斑,也可以看出《郑氏规范》对家族成员的差序要求。

  首先,尊长。根据礼的要求,尊长和卑幼,地位是不平等的,卑幼必须对尊长毕恭毕敬,但这种要求也不是单方面的,《郑氏规范》对尊长也提出具体要求。

  其一,尊长不能对卑幼“攘拳奋袂,忿言移语”“子孙固当竭力以奉尊长,为尊长者亦不可挟此自尊。攘拳奋袂,忿言秽语,使人无所容身,甚非教养之道。若其有过,反复喻戒之;甚不得已者,会众箠之,以示耻辱”。

  其二,尊长不能“徇偏”。“家长专以至公无私为本,不得徇偏。如其有失,举家随而谏之。然必起敬起孝,毋妨和气。若其不能任事,次者佐之”。

  其三,尊长必须“以诚待下”。“为家长者当以诚待下,一言不可妄发,一行不可妄为,庶合古人以身教之之意。临事之际,毋察察而明,毋昧昧而昏,须以量容人,常视一家如一身可也”。其四,尊长“须谨守礼法以制其下”。

  其次,卑幼。卑幼不仅在言行上要尊敬尊长,而且在穿着、饮食等方面有严格遵循。如果没有遵照执行,将会受到惩罚。

  其一,卑幼不得抵抗尊长。“其有出言不逊、制行悖戾者,姑诲之。诲之不悛者,则重箠之”“子孙受长上诃责,不论是非,但当俯首默受,毋得分理”。

  其二,对尊长须恭顺孝友。“子孙须恂恂孝友,实有义家气象。见兄长,坐必起立,行必以序,应对必以名,毋以尔我,诸妇并同”。

  其三,吃、穿、行差序化。“子弟未冠者,学业未成,不听食肉,古有是法。非惟有资于勤苦,抑欲其识產盐之味”“子孙年未三十者,酒不许入唇;壮者虽许少饮,亦不宜沉酗杯酌,喧呶鼓舞,不顾尊长,违者箠之”“子孙年未二十五者,除棉衣用绢帛外,余皆衣布”“除寒冻用蜡履外,其余遇雨皆以麻履”“从事三十里内并须徒步”“初到亲姻家者不拘”。

  其四,对诸妇特殊要求。“诸妇服饰,毋事华靡,但务雅洁。违则罚之。更不许其饮酒,年过五十者勿拘”“诸妇必须安详恭敬,奉舅姑以孝,事丈夫以礼,待嫩以以和。然无故不出中门,夜行以烛,无烛则止。如其淫狎,即宜屏放。若有妒忌长舌者,姑诲之;诲之不悛,则责之;责之不悛,则出之”。

  最后,职官。此处所说职官,包含两类:管理家族内部事务的职官和出仕者。

  管理家族内部事务的职官,如有偏私,易引起家族内部矛盾,因此,《郑氏规范》对他们提出具体要求:典事“必选刚正公明、材堪治家、为众人之表率者为之,并不论长幼、不限年月。凡一家大小之务,无不预焉。每夜须了诸事,方许就寝。违者,家长议罚”;监视“择端严公明、可以服众者一人,四十以上方可,然必二年一轮。有善公言之,有不善亦公言之。如或知而不言,与言而非实,众告祠堂,鸣鼓声罪,而易置之”。

  而对于出仕者,《郑氏规范》则要求他们以报国为务,抚恤下民;如果贪赃枉法,生则削名,死则不入祠堂。“子孙倘有出仕者,当蚤夜切切以报国为务。怃恤下民,实如慈母之保赤子;有申理者,哀矜恳恻,务得其情,毋行苛虐。又不可一毫妄取于民。若在任衣食不能给者,公堂资而勉之;其或廪禄有余,亦当纳之公堂,不可私于妻孥,竞为华丽之饰,以起不平之心。违者天实临之”“子孙出仕,有以赃墨闻者,生则于《谱图》上削去其名,死则不许人祠堂。如被诬指者则不拘此”。正是如此严格的家法族规教化下,郑氏173名子孙入朝为仕且为官清廉,无一人贪渎。

    三、《郑氏规范》孕育“三治融合”内核—“三治融合”的神

  “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郑氏规范》作为传统基层治理的有效实践,其所承载的道德自律、社会教化、乡村自治等超越性文化意义,与续写新时代“枫桥经验”之“三治融合”精神内核有诸多吻合之处。

  (一)孝义:道德自律

  郑义门之所以能够长期同居聚食,主要在于它有深厚的文化传统作为基础,全族成员都具有一种内在的、根深蒂固的共同文化心理作为精神上的凝聚剂,从而自觉地维护整个家族的正常运行。这种共同的文化心理,综其要领,不外乎儒家道德中的“孝义”二字。

  何谓“孝义”?通览《郑氏规范》,所谓“孝”,乃是一种尊祖敬宗、孝顺父母的纵向感情;广而言之,凡能格守正道、勤于事业以奉行先祖遗训等行为,都属于孝的范围。所谓“义”,则有两方面涵义。其一是奉公守法、办事合理、坚持正义为“义”;其二是指一种用以维系平辈之间友好关系的横向感情,也就是所谓“情义”“义气”之“义”。郑义门孝义之“义”,两者兼具,但重在后者。情义之“义”,其实乃是孝悌之“悌”的扩大。因为“悌”只是特指弟对兄的敬爱之情,而“义”则不仅兼指兄弟之间相互友爱之情,而且还推广为泛指诸如夫妻之间、妯娌之间、家众之间,乃至与族外一切人之间的友好之情。正因为如此,郑义门把“孝义”的实质归结为“积善”。《郑氏规范》云:“吾家既以孝义表门,所习所行,无非积善之事。子孙皆当体此,不得妄肆威福,图胁人财,侵凌人产,以为祖宗植德之累。违者以不孝论。”因为“积善”对他人做出贡献,当然是“义”;同时,“积善”又继承祖宗“植德之心”,所以又是“孝”;然而不积善则为“祖宗植德之累”,故“以不孝论”。因此,“积善”体现“孝”和“义”两重意义,并贯穿《郑氏规范》始终。

  “孝义”二字,并非只写在《郑氏规范》中或挂在口头上作装点门面之辞,而是能切切实实地付诸实践,因而形成一种名副其实的孝义家风。相传,郑义门有很多感人的孝义事迹,兹举有史籍可考者数例,以窥豹一斑。

  郑义门孝义家风首先表现在“孝”上。其首倡同居者郑绮,就是一位著名孝子。据《宋史·孝义传》记载,郑绮之父郑照,被屈系狱当治死罪,郑绮上疏郡守请以身代,郡守感而察之,其冤得以大白;又其母张氏患风挛长期卧床,郑绮守护如抚婴儿,上厕所时必抱就之,长达三十年不懈。

  其次,郑义门孝义家风更体现在“义”上。“义”的精神首要表现为兄弟之间友爱关系。郑义门有许多兄弟争死的事迹让人感动。郑绮五世孙郑德环,与弟德璋孝友甚笃。德璋被人陷以死罪,当逮于扬州。德环知后,拟代弟死,即治装潜往。及德璋追至,德环已死于狱中。德璋锄哭欲绝,负枢归葬,守墓二年。明初,有人上告郑氏与因罪伏诛的奸相胡惟庸相通,官吏捕之,郑氏兄弟六人争欲入京任罪。郑是毅然而行。当时在京为官的郑镰说道:“我居长,当任罪。”二人争欲就狱。明太祖闻之,说道:`有人如此,岂肯从人为逆!”不仅不治罪,反举郑是为福建布政司参议 (见《明史·孝义传》)。

  再者,郑义门“义”的精神,“达则兼济天下”,从族内延伸至族外,“积善”行为付诸四方实践。早在北宋靖康年间,因灾致饥,郑绮之祖郑淮卖田千余亩以救济贫民,从此人称其所居之地为“仁义里”。其后子孙世代继承其志,广行善事。元代至元年间,民多饥乏,郑德璋开仓与乡里共食,全活甚众。大德末年,因灾导致饥民相食,郑文嗣与从弟文泰铸大锅煮粥分人,全活者数百人。元末郑钦主家政时,建立各种慈善设施,创设“续食之粟、御冻之衣、推仁之财、免利之谷、庇穷之屋、广李之吁”等各种项目,以济贫乏。其中,所谓“免利之谷”,就是每年在秋收谷价便宜时预购五百石粮食储存在仓库中,到谷价上升的缺粮时节,按照原价将其出售给贫困之家;所谓“广孝之阡”就是特设义冢一所,凡乡邻死亡而无子孙者,赈以棺木等物,代为埋葬于义冢之中。郑钦常说:“吾民同胞,忧乐共之,可不尽心乎?”其所创建的各项慈善设施,后来都作为常设项目世代继承下来。又增设药市一区,收贮药材,邻族疾病,则施药与之。

  综上所述,足可表明郑义门的那种尊祖敬宗、孝顺父母、兄弟同心、妯娌协力、乡邻亲睦,以及乐善好施的孝义家风;也正因为这种孝义精神在每个家族成员心理上的长期积淀而成一种共识,内化于心,使之都能自觉地去遵守家规家训,这才是郑义门大家族得以长期共居、共财、聚食而能历久不衰的根本原因所在。

  (二)和谐:善治之道

  《乡土中国》一书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秩序概括为“礼治”、“无讼”。分析《郑氏规范》可知,乡村社会这种景象背后,隐含的是一种和谐思想。

  一是严防丧乱之源。礼为中心的秩序,与法为中心的秩序,在本质上是相通,它们都是行为规范。区别在于法律是靠国家权力来推行的,礼却不需要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因此,目的上,法治追求令行禁止,而礼治更强调人们对于秩序的内心认同;手段上,法治着眼于纠纷解决,而礼治着眼于矛盾纠纷的事前预防。故《郑氏规范》在强化日常教化、实施差序要求之际,还严防丧乱之源,以免惑乱人心,保障郑氏子弟对礼的服膺。

  其防范主要体现在四方面:其一为职业限制,“子孙毋习吏胥,毋为僧道,毋狎屠竖,以坏乱心术”;其二为结交限制,“子孙不得从事交结,以保助闾里为名而恣行己意,遂致轻冒刑宪,隳圮家业”;其三为婚嫁限制,“婚嫁必须择温良有家法者,不可慕富贵以亏择配之义。其豪强、逆乱、世有恶疾者,毋得与议”;其四为“废事败家”限制,“子孙不得畜养飞鹰猎犬,专事佚游,亦不行恣情取餍,以败家事。违者以不孝论”“棋枰、双陆、词曲、虫鸟之类,皆足以蛊心惑志,废事败家,子孙当一切弃绝之。”“俗乐之设,诲淫长奢,切不可令子孙听,复习肆之,违者家长箠之”。

  二是敦行和睦乡邻。宋濂“化同姓之亲以美天下之俗”的家族治理思想对义门郑氏影响深远。《郑氏规范》规定:“居室既多,守夜当轮用已婚子弟,终夜鸣磬以达旦,仍鸣小磬,周行居室者四次。所过之处,随手启闭门扃,务在谨严,以防偷窃。有故不在家者,次轮当者续之。”义门郑氏制订子弟守夜制度来确保族内安宁。义门郑氏与邻里之间发生矛盾冲突时,要求族人忍让为先,彼此相容,反躬自问,息事宁人,邻里相安,和睦相处,郑氏教育族人应当以和对待乡邻。《郑氏规范》规定:“子孙当以和待乡曲,宁我容人,毋使人容我,切不可先操忿人之心;若累相凌逼,进退不已者,当理直之。”

  (三)教化:风成于上

  自孔子开宗创学来,“教化”一直都是儒学话语的中心话题,并由此将儒家学说同其他诸家学说区别开来。一言以蔽之,儒学即“内圣外王”之学,内圣外王并非两橛,而是相互渗透、相互贯穿的,而渗透、贯穿的中介环节就是教化。教化是儒家政治文化的轴心,儒家社会理想借教化落实,道德人格借教化而完成,儒家的政治生命以教化为轴心而运转,并保持其活力。而这种教化思想亦深深烙印在《郑氏规范》及郑氏家族的治家思想之中。

  如前所述,《郑氏规范》中有大量的对家族成员日常生活、仪式、惩戒等教化方面的规定。此外,郑氏家族重视教化的思想也体现在其兴办义门私塾族学上。浦江义门郑氏,元初有东明精舍,由郑氏家族第五代祖郑德璋创办,其曾任青田县尉,因“厌其居之丛纷,痛其子孙之失学,乃于祠内设书种堂,于家一里许之东明山创建东明精舍”,规定年满八岁的子孙必须就读书种堂,年满十六岁的族人必须就读东明精舍,并广延宿儒名师执教,为修身、齐家打下文化基础。

  至元中叶,郑德璋之子郑文融鉴于精舍狭隘,不敷所用,所招学生也仅限本族子弟,于是在原有基础上扩建,使之成为初具规模的一所乡里小学。关于精舍布局,宋濂在《东明山精舍壁记》中叙述甚详:“前为荣,而后为寝,寝之东、西分为四斋,斋之名,其西曰成性,曰四勿:其东曰继善,曰九思。东与西户皆相向,其问难之所曰敬轩,其鼓琴之处曰登轩,其退休之室曰游泳轩。……凡为屋二十楹间。”郑文融还聘请元代著名浦江学者吴莱、柳贯为讲师。

  元末,金华宋濂接替吴莱担任主讲。元代后期,东明精舍师资甚强,闻名一时。据《郑氏规范》记载:“子孙自八岁入小学,十二岁出就外傅,十六岁入大学,聘致明师训饬,必以孝弟忠信为主,期底于成”。族学有修业年限规定,《郑氏规范》要求:“若年至二十一岁其业无所成就者,令习治家理财,向学有进者不拘。”可知东明精舍系两级教育的高级阶段——大学,可能族内另设小学起蒙。东明精舍聘有名师主讲,规模较大,实际上相当于书院,故至清乾隆年间,郑氏宗族学校重建,并更名为东明书院。

  四、《郑氏规范》孕育的“三治融合”之现代实践价值

  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要“挖掘和保护乡土文化资源,建设新乡贤文化”,要“提升乡土文化内涵”,要“把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理念体现在社会规范中,与制定市民公约、乡规民约、学生守则、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相结合。”规范乃善俗之要,《郑氏规范》孕育的“三治融合”的形、体、神,主要体现于古代“家(族)同构”的治理结构及礼法之治的治理模式中,对于古代中国的家族治理与乡村治理产生了同时同因的维系作用。

  国家的建构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不同时间维度的历史观念与彼时的“教化”和当下的制度相配合,共同维系起稳定的政治秩序;越是在历史悠久的国家,三重因素的交替作用就越显著。当代中国虽以一日千里的速度不断发展,但仍受到历史连续性不可小觑的持续影响。从这个角度讲,在基层治理的层面强调家庭与血缘的维系力量,通过礼治弥合法治和德治之间的张力,同时发挥教化在社会治理中的功能,或许是一种对《郑氏规范》的行之有效的当代解读。

  (一)重视家庭建设,发挥其基层治理中的纽带作用

  1.家庭建设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家不仅仅是我们个人的家,家还是最小的国,国是千千万万个家。有家才有国,有国才有家,小家连着大家、连着国家。同样,家庭的事也不仅仅是我们个人私家事,它也是国家的事、社会的事。家与国,就是这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不曾分离过。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千百年来传承至今的特有的家国情怀、家国逻辑。

  从思想层面来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负面影响极大地冲击了人们的价值观念,个人至上淡化了家庭和国家,金钱崇拜淡薄了亲情和友情,以至于道德滑坡、私利膨胀,严重影响了家庭和顺,社会和谐,剥蚀着家国情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清晰和现实,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急需和重要。

  从社会层面来看,明清传统社会,有“皇权不下乡”之说,反映了国家权力难以渗透到广大乡村社会,家族宗族组织不仅逐渐成为乡村的基本细胞,也成为社会管理的主体。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恒言”就是常言,常言都说,天下、国、家的根本在于每一个家庭,而每一个家庭的根本在于我们每个人自身。每一个人都应当以敬畏的态度努力做一个好人,做好自己,然后才能够建设和谐美满的家庭;家庭和谐美满了,国家才能够做到秩序井然,天下才能够太平。这其实是一整套的、具有实践性的、美好社会的建设纲领。由是观之,天下、国、家甚至到身,其最核心的东西是家庭,而不是个人。这对于我们当下的基层治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当前,社会治理中层级式控制的总体格局没有改变,但层级式控制的基础已经脆弱。长期以来,我国社会控制是依赖于从中央到基层的纵向体制来实现的,但当下中国层级式控制在最基础层面出现了弱化。以农村为例,虽然农村村组由于尚有部分生产资料配置功能,因而还具有一定的组织化能力,但在一些土地资源价值较低或土地分配已经固化的地区,村组的功能已大大弱化。作为层级式控制的最基础单元,社会控制或社会治理基础作用的实然发挥距离应然要求渐远,这样就使国家与部分社会成员之间失去了组织化媒介,进而使层级式控制的目的部分落空。因而,于基层治理中重新搭建起国家和社会成员之间的组织化媒介、发挥家庭在国家认同和个人自律方面的治理功能,是当前基层治理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和切入点。《郑氏规范》中,家庭承载着重要的治理功能,应当以此为借鉴,将家庭作为强化国家认同、维系社会和谐、加强个人自律的细胞和载体。

  2.核心要义。一是“孝义”传家,厚植家风文化。“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也是一个社会的价值缩影”。《郑氏规范》中提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这里的“余庆”,大而言之,是指家庭要为国家培育栋梁;小而言之,是指家庭里涵养出来的和睦之气。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余殃”,往大处说,历史上悲剧不少。杀父弑君,家庭不睦的;父子成仇,兄弟阋墙,妻离子散的,等等。往小处说,小的矛盾积累在一个家庭里,它会让生活在家里的每一个人都不愉快,甚至让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愁眉苦脸地度过一生。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因而家风之可贵是怎样强调都不过分的。良好的家风,这是一个家庭真正的不动产。而如果千千万万个家庭都有这样好的真正的不动产,那共同支撑起来的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精神大厦。“导俗维风,莫善于家风”,我们应当成分挖掘郑氏家族“孝义”家风的宝贵文化遗产,从而通过良好的家风滋养、培育人,进而营造出来一个更和谐、更美好的社会风气。

  二是和睦相邻、兼济天下,传承家国情怀。这主要体现在《郑氏规范》中关于“义”的规定。以“义”而论,《郑氏规范》中,“义”表现为和睦相邻、兼济天下的要求,体现出一种“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襟怀,以及“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情怀。这在当下可引申为个人自觉担负起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使命。义门郑氏努力实践宋明理学积极入世的全局意识和整群意识,在壮大、发展家族各项事业的同时,以天下为己任。儒家人生理想,非寄于一己之身性的安稳和圆满,而在于天下治平,即济世安民。在处理与外界纷繁事务时,郑氏把自家财力物力资助给贫苦党乡与关心照顾孤寡,视为处世做人的基本准则。义门郑氏的济世情怀,也是对《礼记》大同社会理想的生动实践:“使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义门郑氏有一批颇有才华的子弟,如郑濂、郑渊、郑柏等,谢绝出仕而隐身于家,他们虽清逸不仕却不遁世。作为义门子孙,他们总是积极入世,行义乡里,这些郑氏子弟的人生观是义门的德育风向标。这些义门隐士与当朝硕儒、大臣乃至皇帝交往频繁,他们进退务必尽礼、悉务诚朴、温良恭谨构成了义门郑氏特殊的“隐德”。义门郑氏正是实践理学“善恶观”的德育群体,在维护家族利益的同时躬行积极入世之行为。传承延续《郑氏规范》“家国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发掘传统文化中家国情怀的当代价值,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其与现代文明、时代精神融合,重构“家国”理念,对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等具有重要意义。

  3.具体措施。一是持续开展家风“四进”、“四送”、“四节”等孝义好家风系列活动,深入挖掘和整理家训、家书文化,并结合文明家庭创建活动,不断赋予“好家风”体现时代精神的新内容新内涵,让良好的家风成为基层治理的助推器。二是按照《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有关“挖掘和整理家训、家书文化”“挖掘和保护乡土文化资源”等要求精神,建议启动“立规、传规、行规”的以《郑氏规范》代表的乡规民约家风家训传承工程,推陈出新,在继承优秀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同时,赋予其现代性内容和时代精神,包含权利意识、平等意识、民主意识、人本意识、法治意识、公德意识、环保意识、新的教育理念等。三是善用“互联网+”。《郑氏规范》经由2015年中纪委网站推出的“中国传统中的家规”专栏,而广为人知,作为一项因网而兴的传统规训,更要善于运用互联网,创新表达方式。建议开展“郑氏规范 网上行”活动,以168条《郑氏规范》“网上接力”传递文明新风,既大力彰显中华文化魅力,又以网民同行、共享知识的方式营造一种社会氛围,让学懂弄通郑氏规范成为一种时尚。

  (二)传承儒家礼治精髓,发挥其在德治与法治间中道制衡作用

  1.礼治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礼作为古代普遍适用的社会规范体系,是一个道德与法律、道德与信仰、道德与哲学、道德与政治等交错重叠的网络状结构体,礼治在中国传统治道中起着巨大的而全面的社会整合作用。西方文化当中,社会治道体系是以宗教与法律为主体,辅之以世俗道德教育,是“形而上之谓道”和“形而下之谓器”的二元分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社会治道体系是道统、礼乐和法律的三位一体,是“形而上之谓道”“形而中之谓人”“形而下之谓器”的三元和合,其思想根源是天地人三才的和合。所以,由礼乐文化推演出来的礼治,在德治与法治中起着上通下贯、中道制衡的作用。

  2000年前后有关德治与法治的争论,即是受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影响,试图把中国的德治与西方的法治结合起来,但是由于没有礼治作为主体,居中制衡,向上沟通道德,使道德能够落实,向下沟通法律,使法律有所统摄,后来不了了之,结果德治和法治相结合就只是纸上谈兵,纯粹逻辑思辨,难以落实并进而形成新的综合社会治理模式。《郑氏规范》则在礼治融通德治、法治,继而孕育“三治融合”内核方面,提供了有益探索与借鉴。如宗族和乡村治理、教育教化的生活化、教化与防范并举等。同时,乡村治理实践中,可以重点借鉴传统国家法律与乡村家法族规相结合的经验,重视地方习俗与民间社会形成的习惯法,利用其在和睦乡邻、亲族互助、缓急相济等方面规定,弥补行政和法律不足,方能有效治理乡村社会,实现和谐发展。

  2.核心要义。一是“化同姓之亲以美天下之俗”,共建共治共享。“化同姓之亲以美天下之俗”,是宋濂提出的家族治理思想,其背后实际上隐含着地域性的自治组织“宗族”,以及以其为基础的家族治理和乡村治理。郑义门是典型宗族组织,其和基层自治组织对应关系高度一致。“宗族”是由家族派生的核心概念。作为历史学的主要概念,“宗族”是指基于地域和血缘两重因素形成的基层组织,即在血缘网络之外,又具备其他社会资源,尤其是地域性教化权威和资源,且能固定产生精英角色的,参与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地域性组织。其中,随之衍生的宗法安排,经由律法得到确认,既调和了社会习俗与法定制度的功能矛盾,又加深了宗法观念在教化功能上的作用,即便基层结构的内在逻辑与血缘维系之间产生了一定分离。宗族文化显明化后,“宗法”的语义场日渐演变为宗族组织族法,并使更多的家族进入政治教化的“领地”。这些家族大多源于同一祖先、属于不同家庭、来自邻近村落,清朝官方统称之为“族”——追本溯源,明代出现了“乡约”,并通过律法创“里甲”制,增强了宗族的制度性与开放性。彼时各家族虽各有家长,但因族谱的修缮工作,使在地理上来自邻近的村庄,常可追溯至同一祖先,并形成以血缘为纽带的同地域聚居体,而“宗法”、“乡约”也顺势成为维护乡村秩序的基本遵循。

  二是教化与惩戒并行,着眼于矛盾纠纷的事前预防。《郑氏规范》展示了传统乡村“礼治”“无讼”社会背后的基层制度有效供给的鲜活实践。首先,对家族成员从小进行礼治教化,对违反者予以惩戒教化,并将各类教化融入日常,“润物细无声”,使之内化于心,习惯于遵循礼治规则。传统社会,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特别是在基层(乡村),主要依赖于“习俗”。何谓“习俗”,就是仪式或礼仪。礼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或行为习惯,往往需教化而成,且需要一长期过程。其次,严控诉讼之源。既规范不同身份人群的为人处事规则,又严控丧乱之源,又善待邻里宗人,大大降低了诉讼发生概率。“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正因为礼靠教化养成,故而也易受外界影响而突破其限制,所以,《郑氏规范》在强化日常教化、实施差序要求的同时,还严防丧乱之源,以免惑乱人心,保障郑氏子弟对礼的服膺。同时,乡邻既是家族对外接触对象,也是诉讼发生对象。义门郑氏作为大家族而言,在邻里关系中处于强势地位,因此家法族规大多规定族众和睦宽容、有无相通、缓急相济,严禁族人横行乡里、恃势凌轹。

  3.具体举措。一是把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理念体现在社会规范中。深化对传统文化的科学认知,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理念体现在社会规范中,与制定市民公约、乡规民约、学生守则、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相结合。同时,同浦江新时代讲习所相结合,面向广大乡村干部、新乡贤、中小学师生等进行培训,形成乡约文化普及教育体系。二以农村文化礼堂(社区文化家园)为载体,统筹整合各类资源,持续打造集文体娱乐活动、思想道德建设、知识普及为一体的文化服务综合体。三是加强矛盾纠纷事前排查与化解。基层治理实践中,除加强网格精细化管理方式外,还须充分借助现代互联网技术,如五级联动微信群、村村连通“四个平台”等,以信息快速处理为中心提高矛盾纠纷排查能力,推进社会治理大提升,解决隐患于萌芽。

  (三)着眼乡贤引领,教化乡风社风民风

  1.教化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教化是指统治者的政教伦理在民间社会的推行,其对国家政权的稳定与社会秩序的维持都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得到历代有识之士和统治者的推崇。如汉代董仲舒指出:“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汉书·董仲舒传》)可是,传统中国社会,官与民之间存在一个很大的沟堑,即“皇权不下乡”。因此,作为民间社会精英分子的乡贤(乡贤,顾名思义,乡间贤能,通常指品德、才学为乡人推崇敬重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便居中传递着朝廷和民众间的信息,并成为社会教化的启蒙者、乡村内外的沟通者、造福桑梓的示范者,所谓“绅士居乡者,必当维持风化”。儒家历来重视教化之事,借由知识教育与伦理规训的匹配与绑定,形成固定之“教化”,并由家族文化以及受儒家经典之影响的乡贤辐射至社会方方面面,呈现出道德教化、礼乐教化、宗教教化等多面向,并籍此形成统一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统一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作为人与人之间理性沟通、达成共识的基础,是传统基层治理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之所在。

  中国乡村作为农业文明的表现形式,在现代化进程中受到较大的冲击与解构。环境被破坏、资源被掠夺、土地被侵占,乡村为现代化付出了沉重代价。虽然如此,我们依然不得不承认,比环境的破坏更可怕的是现代化对农村精神世界的破坏。以乡村为代表的某些基层社会民众价值观的颠覆、是非荣辱的颠倒以及对金钱与利益不择手段的攫取,不仅拉低了整个社会道德水平,而且使基层社会治理困难重重。譬如当前,某些基层治理活动,即使依法依规,也不容易得到基层民众普通认同,比如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等,这与就基层民众价值观与道德观的混乱有关。因此,新时代,面对基层社会治理各种难题,人们开始从传统治理方式中寻求破解之道,乡贤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提出的。而自古以来,乡贤是我国农村自治的重要力量,发挥着维护乡村稳定和谐的重要作用。其中,浦江郑氏家族即是典型个案。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因此,深入挖掘《郑氏规范》所孕育的“三治融合”之内核,教化民众并使之融入生产生活,其关键一招就是着眼于乡贤引领示范作用,坚持古乡贤与新乡贤并重,传承乡贤文化,涵养现代文明,提升基层组织能力。

  2.核心要义。着眼乡贤引领,教化乡风社风民风,旨在寓治于教,追求润物细无声。乡贤以其自觉精神,在民间通过各种方式来达到教化民众的目的,并引领基层社会道德风俗。现代社会治理重拾“乡贤”概念,并不是说要重启“乡贤”的传统治理模式,而是要从“乡贤”治理中发掘治理的本质,进而赋予“乡贤”新的时代意义。一是要建立统一的社会价值观。借助“乡贤”这种传统的治理载体来承载和传播现代文明和价值体系,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传统与现代相结合,推动现代文明本土化、基层化,重构基层民众的精神家园。二是选树成功的正确样本。“乡贤”不仅是精神道德的典范,而且是社会生活实践的成功者。他们的成功代表了他们所奉行的、被整个社会认可的道德观、价值观的成功,这种成功实践样本对民众的教化力量远大于说教的力量。树立起更多正确成功样本,特别是树立起更多可持续性成功的样本,对引领基层民众正确价值观,重构基层民众的精神家园至关重要。

  3.具体措施。一是充分借鉴郑氏家族的教化模式,将思想宣传从由带有强烈官方色彩的政治性教化转向带有浓重民间色彩的社会性教化,重视家庭教育,支持民间社会教化活动。二是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结合起来。家庭、学校、政府和社会之间要形成教育链条,家庭要摒弃小家庭意识,将孩子作为社会人,从应具备相应道德素质和承担社会责任的角度培养小孩;学校要加强传统优秀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入脑入心,使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政府应通过相应的政策措施重构以感恩情怀和勇于担当为核心的家风评价体系。同时,在全社会大力弘扬感恩和敢当精神,营造相互理解、相互扶持、共策共进的和谐氛围。三是着力培育有担当的新乡贤,为地方治理找到新突破口。积极引导乡贤充分利用自身地缘、人缘、亲缘优势参与基层组织建设,让他们成为“领头雁”,给予干事创业的平台和展示舞台,让新乡贤文化在百姓中扎根。同时,注重发挥乡贤在教化乡民、和睦乡邻、树正乡风中的独特作用,全面促进基层法治德治自治“三治融合”。

  结语

  历经数百年风雨的郑义门,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中华民族传统大家庭的一个缩影。它以中华民族特有的“国家”概念为原点,深刻体现着中华传统治理之真谛——国与家紧密相连、不可分离,治国从治家开始,并孕育着道德自律、社会教化、乡村自治、化民成俗等内核,乃“三治融合”之滥觞或传统之溯源。

  时至今日,回望郑氏义门,回顾《郑氏规范》,不仅仅因为它表达着孝义治家的功能样态、涵摄着廉政文化的宝贵精神财富,更是因为,蕴含其中的“三治融合”的形、体、神,源源不断地催生着浙江地方社会治理实践不断创新、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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